一、

一、入蜀求法记

我们的故事要从南宋开始。

时为1193年，辗转听说蜀地有河图洛书的遗存，正在整理《周易本义》，发愿要理清中国文化源头的朱熹，便委派学生蔡元定入蜀寻访。蔡元定比朱熹小5岁，朱熹视之亦师亦友，而蔡元定则始终对朱熹执弟子礼。

蜀道难，无论是出川还是入川，对古人都是一件大事。进出蜀地分水路与陆路，水路是乘舟航行于狭长的长江三峡，陆路则是翻越险峻的秦岭栈道，都是千辛万苦的旅程。这里既封闭又富庶，使得自古以来，她既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，又是带点另类风格的存在。文化兴旺时，蜀学可以锦上添花；文化衰亡时，蜀地则成为一个隐秘的学术方舟。

北宋年间，朝廷虽定都东京开封，但西京洛阳才是中国的学术中心。“北宋五子”中邵雍、程颢、程颐都生活于此，张载是二程兄弟的表叔，也经常往来于陕西与洛阳之间。“洛学”之名，称誉天下。北宋沦陷后，宋王室迁都江南，兵荒马乱中学术中落，洛阳为金人所占。到南宋时期，江湖盛传“洛遗学多在蜀汉间”，这就是蔡元定入蜀求法的缘由。

蔡元定由三峡水路入蜀，历经寻觅，最终得到三幅神秘的图画。返回后，他将其中两幅图交给了朱熹，算是完成了寻访的任务。由于其中一幅十分珍稀，蔡元定暗中密藏起来。

朱熹在出版《周易本义》时，把蔡元定寻访的这两幅图放在了卷首，称之为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。而蔡元定秘藏的那幅图，一直在其家族内秘密传承。直到180年后的元末明初，学者赵撝谦在《六书本义》中公布了一个图案。他说，这就是蔡元定秘而不传的那副图画。它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图像呢？（见下图），这是两条旋转的黑白互回图形，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太极图。但当时赵撝谦称之为“天地自然之图”。

赵撝谦说：“此图世传蔡元定（季通）得于蜀之隐者，秘而不传，虽朱子亦莫之见。今得之陈伯敷氏，尝熟玩之，有太极含阴阳，阴阳含八卦之妙。”（《六书本义》）

在《太极图与万字符的千年之争》一文中，我提到北宋五子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，但当时周敦颐所说的“太极图”，并非今天的阴阳鱼图案，而是另外一种模样（见下图）。可见，在宋元之际，“太极图”之名与形，都还没有最后统一。

最早把阴阳鱼图案称为“太极图”的，是南宋学者张行成，张行成是四川邛崃人，年岁略长于朱熹，但他的理论在当时影响不大。从赵撝谦的“天地自然之图”之名，可见后人并没有采信张行成的说法。根据现有的记载，要到了明朝末年，“太极图”的名与形才最后定型。

二、河图洛书的变迁

“太极图”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，而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也是如此。

“河图““洛书”之名，早见于先秦古籍，比如：
《尚书·顾命》：“大玉、夷玉、天球、河图，在东序”。
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。
《管子·小匡》：“昔人之受命者，龙龟假，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地出乘黄”。
就连孔子也曾经感叹说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。”

以上记载可见，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被视为一种祥瑞的象征，也是圣人立法治国的理论依据。但到底什么是“河图洛书”呢？却又语焉不详。

汉代是中国文化抟成的重要时期，也是神话传说与谶纬迷信异常丰富的时代。汉代学者根据古代传说，不断丰富“河图”“洛书”的内涵。
第一、是把河图对应于周易八卦、把洛书把对应《尚书·洪范》中的九条治国法则。
（东汉班固《汉书》：“伏羲氏继天而王，受河图，则而画之，八卦是也；禹治洪水，赐洛书，法而陈之，洪范是也”）
第二、是把神龙与河图，神龟与洛书联系起来。
（东汉郑玄，“河以通乾出天苞，洛以流坤吐地符。河龙图发，洛龟书成”）
第三、把洛书与数字九联系起来。
（西汉孔安国《尚书传》：“天与禹，洛出书，神龟负文而出，列于背，有数至于九”）

但除了这些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，此后一直到魏晋隋唐数百年，河图洛书没有更明确的解释，也没有图案表现。

北宋年间，新儒学运动兴起。学者们为了消除外来文化影响，树立中国文化本位，开始寻找中国文化形而上的源头。他们重新发掘古代历史文献，古籍中的“太极”、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，开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。一种图案型的“河图”“洛书”开始现身江湖，后人称为易学的“图书学派”。

学者朱震曾经叙述“河图”“洛书”在北宋的传承脉络。他说：“陈抟以《先天图》传种放，放传穆修，修传李之才，之才传邵雍；放以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传李溉，溉传许坚，坚传范锷昌，锷昌传刘牧；修以《太极图》传周敦颐，敦颐传程颐、程颢。”（《汉上易传》）

在这个学术传承谱系中，北宋流传的这些形而上之学，都源于宋初的道教大师陈抟。陈抟的河图洛书之学，经过种放，传到北宋学者刘牧那里。刘牧公布的河图与洛书，据说与现在我们看到的图案一样，但名称刚好相反。“河图”“洛书”分别是数字1到10和数字1到9的两种排列图案。刘牧以9数为河图，以10数为洛书。

而60多年后，南宋朱熹在《周易本义》中公布的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，以10数为河图，9数为洛书（见下图）。由此可见，整个宋代时期，河图洛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因为朱熹的影响更大，朱子之学在元代之后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，“河图”“洛书”才按照朱熹的说法流传下来。

今人但凡说到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，以为自古如此，其实晚至北宋初年，才出现了今天看到的数字图形化的“河图洛书”，到南宋朱熹时代才最后定型。

三、河图的真相

河图洛书之形虽然晚出，但河图洛书之名则早在先秦。人们对《周易·系辞》的“河出图，洛出书”，一直有一个神话学的解释。认为“河图”是龙马从黄河中衔出的神秘图案，“洛书”是神龟从洛水背负的奇妙数字。“河”即是黄河，“洛”就是洛水。这种对“河图洛书”的词义理解，一直延续到现代，比如杨伯峻先生的《论语译注》，其中就将孔子说的“河不出图”，解释为“黄河中不出现八卦图”。

但有一天，我偶然翻到古代墓葬和绘画中描绘的星空图（如下图），发现古人标记的星宿图案，用直线连接圆点。与“河图”“洛书”极为神似。猛然顿悟，“河图”之“河”，并非地上的黄河而应该是天上的银河。

（唐代敦煌星图）

（北魏墓室星图）

这种看法有依据吗？我进行了几点推理。

第一、从词义来看，春秋战国时期，“河”字的确是特指地上的黄河，而“汉”字才特指天上的银河，比如《诗经》“唯天有汉”。但是，在南方的《楚辞》中，似乎也使用“河”字来表示银河。比如“犹河汉兮而无极也”（《楚辞·远游》），“与女游兮九河，冲风起兮横波”（《楚辞·九歌》），这里的“河”字，更像是表示的天河。

第二、先秦时代的《周易·系辞》中，有许多关于古代圣人效法天地，来制定人间法则的描述。比如：
“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”
“天地变化，圣人效之。天垂象，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。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
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”
如果把“河图”理解为天空显示的星象，把“洛书”理解为大地的某种图案，这就很符合古人效法天地的表述。

第三、到了汉代时期，学者对“河图洛书”的记载，“河”往往是与天(乾)，“洛”往往是与地(坤)联系在一起。而这时也明确以“河”指示银河，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“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”。

第四、北宋年间，陈抟第一次传出了图案式的“河图”，为一种抽象的数字排列。表面来看，不容易联系到具体的星象图案，但其中蕴含的哲理，还是与天理、天象相对应。北宋邵雍在《皇极经世·观物外篇》中给出一幅“方圆合一图”（见下图），他解释说：“圆者星也。历纪之数，其肇于此乎？方者，土也。画州井地之法，其放于此乎？盖圆者河图之数；方者洛书之文。”

这段话是说：外面的圆图代表天体运行的周期，即一年三百六十日。里面的方图代表大地九州。表示天象的圆图就是“河图”，表示九州大地的方图就是“洛书”。

可见，后世儒者把“河图”之河释为黄河，绝对是一种误解。但误解的产生，则几乎是一种必然。

四、被禁止的知识

中国古代天文学发源极早，但天文学被视为一种通天之学，与帝王的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，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家对天文学高度垄断，严厉禁止民间从事天象研究。

《国语》中一段“绝地天通”的描写，很好的说明了统治者对天文知识的禁绝。“及少皞之衰也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糅，不可方物。夫人作享，家为巫史……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，使复旧常，无相侵渎，是谓绝地天通。”这段话说的是，远古有一段时间，人人都可以学习通天之学。在颛顼时期，他命令只有“重”这个官员才能与天相通，其余人皆不得染指。

西晋时期，开始有了明确的法律，私自收藏天文图书判处徒刑两年。而唐代法律规定：“诸玄象器物，天文图书、谶书、兵书、七曜历、太一、雷公式，私家不得有，违者徒二年。私习天文者亦同。”（《唐律疏议》）

北宋的禁令更加严格，宋真宗曾经下诏书：“今民间应有天象器物、谶候禁书，并令首纳，所在焚毁。匿而不言者论以死，募告者赏钱十万。”其后果是，金人攻破东京开封，宋王室被迫匆忙南迁，定都临安后，朝廷需要重建天文观星台，但竟然找不到合格的天文学人才。好不容易寻访到北宋年间的书籍《新仪象法要》，满朝学士却没人能够读懂。

此后的元代、明代也都有严格的禁令。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（刘伯温），是朱元璋的首席天文学家，民间流传着许多他神机妙算的传说。据《明史·刘基传》记载，他晚年病重，拿出家藏的天文书籍，嘱咐儿子赶快上交朝廷，并交待不要让后代学习天文学。（“疾笃，以天文书授子琏，曰：亟上之，毋令后人习也。”）

长期的封禁，让天文学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传承，并日益固步自封。明代万历年间，传教士利玛窦来华，在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，他说：“宫里宫外各有两座修历机构，宫内由太监主持；宫外则设在南京雨花台，由学人主持。可惜他们除遵循先人所留下来的规律进行推算外，其它可说一概不知。”

清朝康熙皇帝年幼时，曾经亲身经历皇家钦天监与西方传教士的日食预测比赛，对于钦天监的无能，康熙深有感触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举朝无有知历者，朕目睹其事，心中痛恨。”

天上的银河为何下堕为地上的黄河？这就是答案。统治者对天文学高度的垄断，一般读书人没有渠道，也没有胆量敢于学习天文学。这或许也是为何从北宋开始，一种图案加数字式的“河图”突然出世，学者只能采用抽象之理来代替真正的天文观测。

但很显然，脱离了实际观测的抽象易理，无法进行精确的天文预测。河图洛书越被神化，天文学反而越发落后。最后明清两代的帝王，为了颁布准确的日历，都不得不援请来自西方的援助。

五、洛书的隐喻

“洛书”之洛，一般认为即是洛水。至少从汉代开始，“洛书”就开始与“龟”与“九”产生关联。神龟从洛水中浮起，龟背上驮着排列成九部分的图案。

“洛书”与数字九产生关联，大概是源于先秦时期《禹贡》中的认识，所谓地上有九州，人间有九畴（九种治国法则）。如果“洛书”被视为大地神圣的法则，那么就应该有九个部分。汉代人也不断强化洛书与九的关系，比如上面列举孔安国的《尚书传》：“天与禹，洛出书，神龟负文而出，列于背，有数至于九”。

到了南宋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中，书中的“洛书”呈现出九宫格的数字排列（见下图）。长期以来，这被视为一个奇妙的存在。因为在这九个数字排列中，无论是纵、横、斜哪一个方向的数字相加，结果都是数字十五。

直至今日，许多人对此津津乐道。其实早在西汉初年的《大戴礼记》中，就记载了这组数字。 “明堂者，古有之也，凡九室…明堂月令，二九四、七五三、六一八。”这个九宫格的数字排列，应该是古人发现的一种数字现象，并非真正的数学计算。而二千多年后，沉迷于此的文科生们，却仍然视之为莫大的奥秘。

其实真正有趣的一点，是为何“洛书”与“神龟”联系在一起？

战国时期就流传有仓颉造书的传说，《荀子》中说：“好书者众矣，而仓颉独传者”。到了汉代，据纬书《河图玉版》记载，仓颉是从洛水神龟那里获得了文字。“仓颉为帝，南巡，登阳虚之山，临于玄扈洛汭之水。灵龟负书，丹甲青文以授之，即于此水也”。也就是说，汉朝人相传，仓颉造字是从洛水的龟甲上得到灵感，这不禁让人拍案称奇。

话说清代末期的1899年，身为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，因患病购买中药“龙骨”（龟甲），发现上面刻有许多奇异纹路，他怀疑可能是未被识别的古文字，从此开始，揭开了三千多年的文字秘密——甲骨文。而此前在古代文献中，看不到任何关于龟甲文字的记载。汉朝司马迁洋洋洒洒写出中国第一本历史书，但他也没有见过甲骨文字。但历史上真的就没有一点龟甲文字的蛛丝马迹吗？

“洛书”与“神龟”的密切联系，很可能隐含着龟甲文字的起源。古代存在着神龟崇拜，因为龟的背甲象是一个半圆形盖子，象天之形；龟的腹甲是一个平形底板，象地之形，正符合古人对天圆地方的想象。所以，龟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天地宇宙。如果古人认为龟与天地同构，那么使用龟甲来占卜预测、记录文字，就具有了神圣的意义。

所谓神龟负书的“洛书”神话，是否隐含着对文字起源模糊而遥远的记忆呢？

六、哪一种星象？

如果承认最早的“河图”是一种具象的天文图，那么它记录的是哪一种星辰之像呢？

由于工业化的灯光污染，今人很难经历面对满天繁星时，内心激起的无穷遐想和强烈感慨。在古人心目中，每一颗闪烁的星辰都代表着天庭里的灯火。为了便于识别和记忆，古人把夜晚的星空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，每个方位分别由不同的星辰组成，并分别以青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四种物象的名称来标记，这就是“四象”的来源。每个区域设定七个星宫，这样加起来就是二十八宿（xiu)，“宿”就是休息的宿舍，是天上的二十八座宫殿。

关于二十八宿星象，先秦典籍中屡有记载。1978年，湖北省随州市意外发掘到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，里面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。其中有一个红色漆箱（见下图），上面完整的记录了二十八宿、北斗七星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象图案。曾侯乙下葬时间为公元前433年，这是迄今为止，发现最早的二十八宿完整图像记录。

1987年，在河南濮阳西水坡，考古发现了距今约6500年的古老墓葬（见下图）。墓中用蚌壳摆出东方青龙与西方白虎的图案，并使用两根腿骨象征北斗星，这是最早与天文四象有关的考古实物。

墓葬中天文星象的展示，表明古人对于死后生天的强烈渴望。满天的星辰，才是灵魂最后的归宿。那么，神秘的“河图”，是否就是灵魂生天的一种导航图？它展示的是二十八宿完整的灵魂家园，还是模拟的天文四象，或者描绘的是能够给灵魂领路的北斗七星。

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，但无疑的是，天文星象才是真正的河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