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的前 20 多年里，陈柏麒都想逃离潮汕。或者说，他从小就希望自己不是一个潮汕人。

地理上，他对「潮汕」没概念。他出生的汕头市澄海区以前是澄海市，小时候要去一趟汕头很困难，需要申请特区通行证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家乡就是澄海。对于外界定义的「潮汕」（一般来说指潮州、汕头、揭阳、汕尾及丰顺县的一部分），他不了解，也不觉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偶尔下厨，他跟朋友说，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潮汕菜，但澄海人做的都是这个味道。」

情感上，他厌恶「潮汕」。上世纪 90 年代，改革开放如巨浪涌来，在位于前沿地带的潮汕，无数人抓住机遇冲向了时代的浪尖。陈柏麒记得家里几年前还是只能吃番薯粥的贫困家庭，三四年后就住进了占地两亩的大房子里。他读初一的时候，父亲开上悍马，还配了一辆宝马 7 系，每天有司机接送他上下学。但这股巨浪也冲散了无数家庭。发家致富后，陈柏麒的父亲开始不着家，母亲独自支撑生意和生活。他最早的记忆停留在一间混乱的客厅，那时他才三四岁，母亲坐在桌边，一遍又一遍地拨打传呼台催父亲回家，一边打，一边对着他咒骂父亲。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重复，电话声和咒骂声交织着，成为他童年的背景音。

「我妈非常努力地赚钱。」他说，「而我爸只要身上没钱，就会回家里发疯。可对外又假装自己是个很厉害的老板。」这种矛盾的角色扮演，让一个家庭在内外之间不断撕裂。他厌恶父亲，也厌恶跟父亲一伙儿的那群「潮汕成功男人」。他的妈妈、外婆、曾祖母，一代代的潮汕女人都在默默承担家庭支柱的角色，男人却大摇大摆地在外面装「门面」，成了摆在外头给人看的皮相。

他也讨厌这里由钱和关系构成的社会。家不只是一家人的事，而是一整个利益关系网。在利益面前，亲人也会成为仇人 —— 他亲眼看着母亲和她的弟弟妹妹在同一个行业里竞争，为了一些蝇头小利闹得老死不相往来。小学时他就一个人住，朋友不论好坏都交。初中时，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学校。而那些一起玩大的朋友被随机分配，有一个初一就因打架身亡，剩下的，大多读完初三就开始出来做生意。有人一度风光，但大多数唏嘘收场。

为了抵抗这一切，陈柏麒在高考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香港的大学。「香港是那时我能去到离家最远的地方。」离开家，去更远的地方，这是他 20 岁之前的全部目标。至于「家」到底是什么，他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寻找答案。

在跟陈柏麒差不多的年纪上，林书盛也迫切地想要离开潮汕。

1985 年，林书盛出生在澄海东里镇东陇村的一户普通人家。他父亲是农民出身，但也和陈柏麒父亲那类潮汕男人一样，整天在外瞎晃。母亲在市场里摆摊，一家四口，3 个男人，都围着一个女人拿钱。「我用钱比较大手大脚，有钱就花光；我弟会规划，每天都可以有钱花；我爸会翻我们的藏钱地方，收银机后盖、床底下，全翻。」林书盛说。父母的关系长期处在紧张状态，家里几乎每天都在吵架。小时候的林书盛常常想，外面不都说潮汕是一个家族观念很重的地域吗？可是他的父母，小家庭内部的每个人，他们还不是只做自己的事情，都不管他？

没人管他，他就成日穿梭在乡野，建造自己的乐园。他会花一个下午抓四脚蛇，然后在离家出走的时候把它们烤来吃。他会在发大水的时候「扑通」一下从桥上跳进河里，再顺着湍急的水流从村头漂到村尾。从初二起，他进了村里的龙舟队，训练、比赛、拼命划桨成了逃出家的方式。每天下课他就跑去河边练习，父亲来抓他，他就潜水藏在船底，直到父亲走后才冒头。

他喜欢上民俗音乐，不管是潮剧团唱戏，还是当地的民间歌仔表演，无论什么场景，只要有音乐的地方，他就会想办法去听。11 岁时，林书盛加入了锣鼓队，「队伍里从没有我这么小的小孩，我前后不是老人，就是年纪比我大的。好威风啊！」他痴迷着这种荣耀，表演，比赛，一直打到了 16 岁。

别人在备战中考时，林书盛在划龙舟，要不就是逃课去锣鼓队练习。他不想读书了，想去汕头学潮剧和音乐。一向没怎么管过他的父母，却在此时提出了强烈的反对。除了经济条件不允许之外，在他们眼中，属于潮汕人的完美道路是考个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「起大厝，娶雅亩，赚大钱，再把祠堂建一建」，学音乐算什么正经事，能有什么出息？「我妈说我『三斗油麻，倒无粒落耳』。意思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怎么讲我也听不进去。」

他做到的最反叛的事情是翻开中专院校列表，选择学费最便宜的那个，头也不回地就坐上了前往武汉的火车。气头上，母亲对着他大骂，指责他「一点都不像个澄海人。」

林书盛毫不在乎。对当时的他而言，「澄海人」仅仅意味着春节的时候大人们忙不过来，他需要代表全家去亲戚家「做人情」，「每一家都要拜到」。「我觉得不理解，为什么非得这么做？」他根本不愿意「像个澄海人」。

一模一样的话，陈柏麒也在他妈妈口中听到过。

2014 年从香港的大学毕业后，陈柏麒在半年之内换了两份工作，然后决定辞职，申请美国的艺术院校，去离家更远的地方。为了准备语言考试，他回到了澄海。虽然是久违地回到老家，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学英语，作息紊乱，日夜颠倒。

一天凌晨 5 点多，陈柏麒睡不着，下楼吃了碗猪血汤，回家瘫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。母亲醒来，看到他颓废的模样，积压已久的情绪翻涌上来，没聊几句，母子俩就产生了口角。母亲摔门而去，留下一句无奈的感叹，「汝咋呢愈来愈唔若澄海人！」（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个澄海人了！）

听到这句话，陈柏麒有点呆住。「我就问她，什么是澄海人啊？然后她就哑口无言。其实她也回答不了。」

那时候陈柏麒已经去过了汕头、香港，离澄海也有了一段距离，母亲的这句话像一个火把，点燃了他以前从未思考过的问题。「我就觉得，住在澄海的人就是澄海人吗？还是说澄海人需要有一套澄海的价值观？假设澄海是我的家的一部分，汕头是我的家乡，潮汕是我的家乡，当我走得越来越远之后，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？」

第二天一早，陈柏麒扛起一台中画幅相机出了门，在镇上四处走。40 分钟后，他走到莲阳河边的广场，看见一群人在跳广场舞。他停下，把那台笨重的相机架好，站着观察。第三天，他继续向海边的方向走，路上看到一座典型的潮汕风格小庙，有个人正骑着自行车经过。他把这一幕拍了下来。

那之后，陈柏麒几乎每天早上 4 点半就出门，沿着河道一路向海边走，走到 9 点钟再回来。选这个时间是因为睡不着，而这个时间出门，遇到的大多是在这里生活了半辈子的老人。每遇到一个人，他就拍照，然后追上去聊天。他遇到过流浪汉、在江里裸泳的大爷，还有独居在海边养鸭的老人。老人跟他聊了一整个早上，说自己一把老骨头还要扛着喂两万多只鸭，儿子却只会躺在家里睡觉。

一开始，陈柏麒完全靠双脚行走，后来，他开始骑自行车，再后来，他买了一辆摩托车，从河边骑到海边，从秋天走到春天。有一次他在海边拍到一位中年妇女，强烈的逆光下，胶片记录下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「她从海上这样慢慢、慢慢地过来」——「我当时觉得，有点像神。」

曾经模糊的记忆扑面而来。陈柏麒想起，其实早在五六岁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跟着爷爷在澄海四处游荡。每天四五点钟，爷爷会把睡梦中的陈柏麒叫醒，给他裹上厚厚的棉袄，放到摩托车座前的踏板上。从莲花山、塔山、南澳岛，到横陇，他们常常往山里、海边跑，他从那时候起就喜欢那些味道 —— 潮湿的树林、腐烂的树叶，还有海水的咸腥。尽管长大后他开始愈发厌恶家乡，但那些童年的碎片早已成了他身体记住的东西，构成了他对脚下这片土地最初的感觉。

2014 年 3 月的一个清晨，他骑着摩托车飞驰在河堤上，突然感到胸口有一股热流涌出来，「说得夸张一点，当时我真的突然觉得我很爱这个地方，一下子觉得这个地方跟你关系特别特别近。有一瞬间我不知道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，然后我马上反应过来，是因为我跟那些人聊天聊得多了，包括每天在路上会遇到很多流浪的动物，庙啊，香炉啊、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很具体的，所以我也在慢慢构建对这个地方具体的认知。等它建构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就突然都连接起来了。」

欠缺的地图终于在所有人的一言一语中共同拼凑了起来。这里不止承载了他父母的命运，也承载了另外几十万潮汕人的命运。那种被冲突笼罩的童年阴影可能还未完全消散，但新的人、新的风景、新的情感，也和来自清晨的空气一起打包了进来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潮汕真正成了陈柏麒的家乡。

其后的第二年，陈柏麒和高中同学陈功铭一起创立了「观潮 KwanTeo」—— 一个以电影为媒介，聚焦潮汕的非营利文化机构。两个年轻人从小规模放映做起，陈柏麒在选片时发现，家庭是潮汕电影创作中永恒的母题。「离家再回家」，也是大部分潮汕年轻人共享的生命经验。「我们自己想过了、抛入了、晓得了 —— 要为了『家』，才能成为『家』。」2018 年，他们在一年一度的创作者交流活动中增加了「旅行团」的环节，让参加者在影像创作之余，通过行走来深入地了解脚下的土地。

陈柏麒还是申请了美国的学校。但他将那些拍摄于潮汕各个角落的照片整理成册，作成了申请用的作品集。因为即将再次离开故土，他把作品集取名为《Home End》。「以为是结束，没想到却是开始。」

如果不是青春期的一时叛逆，林书盛可能永远都不会走出潮汕。当时，周围人出去读书，要么是汕头、深圳，最远是广州，读完回来能修空调就行。只有他，为了赌一口气「走得越远越好」，只是读个「破中专」，就跑去了武汉那么远的地方。

然而，在现实的压力下，林书盛毕业后就重新回到了广东。他去了深圳的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工作，吉他练了很久都没有进步，对音乐的热情也快耗光了，只剩下偶尔看看演出。2010 年，他在一场演出上碰巧听到了五条人乐队的现场，舞台上，他们用方言唱歌，一开始并未引起林书盛特别的注意。但听着听着，他突然意识到，「这不是潮汕话吗？」回去一查，真是。他们的家乡海丰离澄海车程不到 3 小时，两地的方言几乎没有区别。那种直白和生猛与小时候听过的（20 世纪）90 年代潮汕歌曲融为一体，让他震动不已。

「我那时候很激动，心想，原来是可以这样写歌的！突然一切都连起来了。我才意识到，很多事情其实早就有迹可寻。」之前学吉他，林书盛始终是用西洋的方式去理解、去练习，他总觉得卡住了，想不明白、学不进去。可是当他用家乡那一套逻辑去思考，「好像一下子就通了」。当时，即将结婚的堂姐跟林书盛倾诉了作为潮汕女人的无奈，他很快写出了第一首原创音乐《潮汕姿娘》。

后来，林书盛又听了很多林生祥的音乐，大量翻看潮汕的方言辞典和志怪小说。他拉着「同一个单位的文艺分子」一起组了个乐队，最开始叫「懒猫」，经历分分合合，在 2019 年再次重组，改名为「野草寮乐队」。沿着传统和现代的两条线索，他们慢慢创作出了《过暹罗》《孥仔在外》《颠倒歌》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音乐作品。

2022 年，被封控在工厂里的林书盛突然收到父亲突发疾病去世的消息，「那时候深圳是黄码，根本进不了村。」他先想了很多办法回去，加上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，最初的几天，林书盛甚至顾不上悲伤，处理父亲后事的全部工作都得由他扛起来。

奔丧这件事在潮汕，极其讲究，程序繁复，每一步都与「礼」有关。从决定葬礼的形式，到安排仪式的顺序 —— 他没有选择如今普遍的一天火化、简单出殡的流程，而是做了一个「老派」的三天丧仪。头两天设灵守夜，第三天出山火葬，第七天再做「亡斋」（祭奠仪式）。之后还要「守孝三年」，每逢年节按时上香拜祭。整个葬礼既是传统的再现，也是一次庞大而精密的调度系统，而他 —— 一个在乐队里习惯了自发组织排练、协调演出的人，突然发现，原来搞乐队这些经验，都能用在这里。

林书盛打电话通知亲戚朋友，请假、调班、安排座席、准备饭食、安顿仪式人员，熟极而流。他意识到，自己年少时最抗拒的那些旧规矩，原来在心里早已扎了根。

稍微空闲下来的时候，林书盛的脑海浮现起和父亲之间的点滴。父亲是澄海东陇村锣鼓队的唢呐手，他最初迷上音乐，便是受到父亲的影响。一到过年游神营老爷，父子俩就一起在队伍里为乡亲们表演。

后来自己非要跑去武汉上学，一向游离在家庭之外的父亲提出要陪着他一起去。火车轰隆隆地一路向北行驶，20 多小时的时间里，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。父亲的话不多，有些笨拙地叮嘱着他的生活。他第一次尝到离开家的滋味，却是伴随着一些经年累月后才回过神来的乡愁。

他记得父亲最开心的时光，是他毕业一年后在深圳赚了钱，准备在深圳办落户。父亲先去了深圳，然后两人一起去武汉办完户口迁移之后再回到深圳玩，那段时间，两人天天一起喝酒。他知道，那种开心来自父亲看到他走在他们心中的「正轨」上。然而后面十几年，林书盛并没有在这条按部就班的路上继续走下去。父亲也不说什么，只是越来越沉默。

2017 年，他差点就辞职了 —— 那时候回家休假，他跟父亲一起喝酒，父亲从头到尾都没劝，意思是「你要搞音乐就去搞」。但林书盛没办法面对他那种失落的，尤其是没说出口的情绪，还是回到原来的厂子继续工作。

站在焚化炉前，这么多年没有跟父亲说出来的话、没表露出的情绪倾泻而出，化成了一句：阿爸，猛走。在潮汕话里，「猛走」是快跑的意思，潮汕一带也会在逝者火化前高喊此语来提醒亡灵速离。

葬礼过后，林书盛跟厂里请了很长时间的假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，埋头听歌、练歌，脑海里始终萦绕着父亲临终时的情景。直到有一天，脑子里跳出来一句：「阿爸，你年轻的时候就放掉支锄头。」那是他写下的第一句歌词，就好像它自己跑出来的，特别奇怪，但特别自然。

这首歌就是《猛走》（Rush off）。写完之后，林书盛突然有一种感觉：他应该是可以完成一整张专辑的。那个核心终于成形了，有了骨架。以它为中心，故事往前往后该怎么展开，好像都有了线索。

两代人的心内想法不同

两代人的矛盾在同一个时代

阿爸，猛走猛走猛走猛走

……

陈柏麒最初认识林书盛，完全是个巧合。那次他带儿子去听野草寮乐队的现场演出，「孩子第二天要上幼儿园中途我就先走了。」临走前，他顺手在前台买了几张野草寮的 CD，回家一听到《猛走》，立刻被打动，「我回来之后马上托人联系他，一定要约他出来见个面。」两人一聊就是 6 个多小时，那之后他还发了一条朋友圈，说《猛走》成了他的「禁歌」之一，「我不敢听。」那首歌触及了他心中一个隐秘的创伤 —— 关于父亲的部分，「对我来说是 PTSD。」

那天见面，陈柏麒还去了林书盛家，坐在他母亲身边陪了一下午，听她聊了很多家长里短的往事。「我觉得书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，」陈柏麒说，「他的歌大部分都是从家庭里长出来的。他跟家里的关系，我觉得也是很微妙的。」正是这种复杂、细密的情感张力，让他觉得林书盛的作品真实、有力。

在 2025 年春节观潮的活动上，陈柏麒把林书盛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、在大学教书的年轻学者陈椰。三言两语聊下来，两人发现他们的老家相隔仅有一两公里。地缘上的亲近迅速拉近了情感上的距离。陈椰谈到即将到来的火帝庙会，林书盛和他一拍即合，很快就定下来，要借火帝庙会的机会，在陈椰祖宅的祠堂里搞一场现场演出。

很多潮汕本地人或多或少都知道「游火帝」的传统。根据史料，樟林「游火帝」的信俗源于清朝乾隆年间，澄海知县杨天德为镇火患、安民心倡建火帝庙。后来，随着樟林古港商贸兴盛，商人群体开始以火帝巡游仪式凝聚社群，逐渐形成了这一民间信俗。

但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，如此规模的庙会是近几年才兴起的。有些年轻人已经完全没有了儿时参与游神的记忆，只有一些老人依稀记得，很久之前，各个村会自己举办小规模的活动，后来汕头特区成立，村里的人纷纷离家，搬到市区或更繁华的大城市，游神的传统也就渐渐淡了。

在樟林一带，陈氏算得上是名门望族，陈椰的祖祖辈辈也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1921 年，陈椰的先祖过番暹罗创业后回到广东汕头樟林塘西村，建造了一栋大宅，人称「德和里」或是「陈德茂」。其后百年，从自然灾害到战争动乱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改革开放，这栋老宅随着历史的浪潮浮沉。

1984 年，陈椰出生在这栋老宅里，6 岁之前，他一直生活于此，后来搬到附近外祖家住，距离也不过几百米。小时候几乎每个月，都有「番客」亲戚从东南亚回来探访，带来罐头、布匹、电器、药品等新潮生活用品。他至今仍然记得，每逢农历二月，樟林最热闹，帮父亲看丁的老伯总会把他扛在肩头，挤进人群看「游火帝」。

然而，到了 90 年代，现代化的浪潮席卷而来，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乡土生活被迅速地冲散。

从 1981 年到 1991 年，汕头经济特区的面积迅速扩大到 234 平方公里，樟林所属的澄海撤市设区，人们从村里搬去镇上、老城区、新城区，最后流向汕头市区，或是更遥远、更现代的大城市。

那段时间，父母搬去了汕头市区，陈椰随外租搬到县城，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会回到樟林老家。2003 年去深圳读大学之后，他与家乡之间的距离再次拉远。他读书的那 7 年，正是深圳发展最迅速的时候。当时，他几乎每天都会去图书馆学习，面前的玻璃窗正对着深圳后海，几年之间，他见证着这片海域被迅速填埋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。

或许是受童年经历的影响较深，又或是因为长期在文学和哲学的舒适区里畅想，陈椰一直都对日新月异的都市不太感兴趣，相比之下，他更愿意待在图书馆，沉浸于文学和哲学所构建的世界里。偶尔走出校门，也都是去参加一些读书会，或者去寺庙里听听讲经。寺庙里缭绕的烟雾，常常让陈椰想起小时候看着曾祖母在家中念佛的场景。「错乱迷离的都市容易让人迷失。」他说，是书籍和乡土记忆给予了他安定感。

出于某种偶然的必然，陈椰觉得自己成了那个「被选中的人」。2023 年，本土文化复兴成为潮流，全国各地迎来文旅热潮。他看准了这个时机，决定试一把，联合乡土各方势力复兴樟林的火帝庙会。对他来说，游神赛会是潮汕人与故乡的联结。神缘和血缘，是牵引着潮汕人的两条线。复兴火帝庙会，也是守护潮汕文化的根。

陈柏麒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陈椰的。那次是火帝庙会近 30 年来难得的复兴机会，机缘巧合之下，陈柏麒被镇上主管文化活动的老同学叫回来，参与了其中的策划工作。「我最早去跟他们开会，都觉得那场面特别像港片，」陈柏麒回忆，「每个人都是村里的大佬，个个都是爷，表面嘻嘻哈哈，其实谁也不服谁。」整个樟林有八个社，各有各的利益考量，火帝庙会虽然名义上是「神的事」，但神明的巡游路线、从哪个村口进出、哪个老板出钱、哪些节目能上，件件都牵涉人情、传统与利益。

而陈椰就是那个不断斡旋各方的角色。「他嗅觉很灵敏，马上去人家家里拜访，随时都能提出新的想法。」在一连串与村民、社头、官方打交道的过程中，两人成了好友。陈柏麒看着陈椰在各方势力之间穿梭，调协，把每一方的需求都梳理得清清楚楚，漂漂亮亮。「说到底，没有一方能主导，包办一切，民俗的事情还是民间有经验，」陈椰说，「你得让政府知道民俗背后的文旅流量，得让企业家知道他们的钱花到哪儿了，还得让庙会理事会看到他们的传统被尊重，让乡众情绪高涨，万众一心。」

渐渐地，陈柏麒发现自己的想法变了。他的爷爷从 14 岁就是生产队长，后来做了一辈子村长，直到退休 40 年后，大家有事还是去他家喝茶、找他调解。「我小时候看着虽然觉得挺有意思，但又很讨厌，觉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干的？」那些互相较劲、藏着心眼、争名夺利的场面让他排斥。而现在，他开始意识到，在潮汕这样的地方想要把事情做成，「中间的调节者」其实是最稀缺的角色。

于是，在为火帝庙会策划文化活动的同时，陈柏麒主动把邀请「蜈蚣队」的差事揽了过来 —— 那是西门村的传统表演项目，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如果能请到他们在火帝庙会期间表演，必定会让庙会大大增色。但蜈蚣队自成江湖，各人有各人的想法，想要让大家统一意见，同意出面表演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「我跟当时的『蜈蚣头』是初中同学，小时候一起画画。那段时间我就整天蹭在他们队伍里，听他们聊天，讲各种事情。听着听着就发现『蜈蚣头』其实很想让蜈蚣队商业化，我就觉得有松动的可能。」接下来，他又陪「蜈蚣尾」吃了几次宵夜，「把一头一尾搞定，这个事情就谈下来了。」在乡村做事，说到底是「做人的工作」，要维持面子、平衡，不打破关系之间的张力。

陈柏麒觉得自己跟陈椰身上有一种共性，「我们都很早就觉得自己是被选中的人。」那种「被选中」的感受，不是靠理性推导出来的，没有什么道理可言。曾经不止一次有人问陈椰，为什么要复兴火帝庙会？就像从 2015 年到现在的十年间，陈柏麒也被反反复复地问过，做观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「我们真的不太清晰，都是迷迷糊糊的，凭着直觉去做。」陈柏麒说。如果说其中有什么始终清晰，没有改变过的，那就是他相信，自己重新把家乡找回来的经验，一定能够为像他一样的年轻人提供借鉴。

今年的农历二月，复兴后的第二届火帝庙会在樟林正式启幕。镇上的酒店基本满房，街上的轿车来来往往，很多人专门从汕头市区、潮州，甚至广东省内外其他城市开车来到樟林，只为感受游神的热闹气氛。打开抖音同城，会发现甚至还有泰国的当红博主特意赶来，将这里的盛况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
整个火帝庙会期间，樟林的主商业街中山路上都挂着一排排红色灯橱，下方悬挂的彩楣上写着捐款者的名字。来自广东本地、中国香港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等各地的潮商们以真金白银的支持，参与到家乡的这场热闹之中。

农历二月十五，林书盛和他的乐队野草寮表演了《猛走》。这场演出主题为「老厝扮仙」—— 在潮汕地区，一到过年游神营老爷的前夜，锣鼓队会在老爷宫埕（神庙前的空地）表演六国封相套曲，称为「扮仙」。小时候，每到此时，林书盛都会跟着父亲加入锣鼓队，路一走，一路打。30 年后，化用「扮仙」一词，他再次在家乡进行表演。

天上下起小雨，雕花屋檐上滴落着点点水珠。除了歌声和雨水滴落的声音，现场异常安静。潮汕人似乎都对这首歌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感。林书盛的母亲第一次看儿子的演出，她坐在祠堂广场的长条板凳上，噙着泪水听完。

透过歌声，舞台侧边的陈椰也想起了那些曾经生活在这里，但已经离开的祖辈。

百年以来，陈氏家族的这座祖宅始终屹立在樟岭古港边，见证着一代代人的离散：20 年代，曾祖父英年早逝，留下老母亲、两位太太以及三个幼儿；30 年代，12 岁的大老伯（爷爷的大哥）移居泰国；40 年代，二老伯（爷爷的二哥）南下马来西亚；爷爷奶奶留守着祖宅的香火；70 年代，陈椰的大伯申请去了香港；80 年代，小姑妈去深圳打工；到了 90 年代，陈椰也跟着父母一起搬去了市区 …… 2015 年、2016 年，留守老宅的奶奶、爷爷和叔叔也相继离世，原本逢年过节就很热闹的祖宅从此变得空空荡荡，日渐凋敝。

陈椰遗憾于这份大家族的荣耀遗产就那样荒弃，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做一些记录。每次去探望年迈的长辈，或是接待从南洋回乡扫墓的亲戚，陈椰都会拿起相机，记录他们的故事。有人说起祖宅动乱时期的家人们在抗战时期的沧桑往事，有人说起离乡过番闯荡的艰辛岁月，在这些娓娓道来的故事里，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似乎开始变得模糊，祖宅不仅仅是一座房子。「祖宅是躯壳，世世代代的家人们是血肉，所有人共享一个集体的灵魂。」

为了将家人们重新凝聚起来，陈椰主动提出了修缮祖宅的想法。2019 年开始，在华南师范大学任教的他频繁地往来于广州和樟林之间。陈椰请来专业的古建筑修复团队，从老厝的一砖一瓦、一廊一柱着手修理。借着这个机会，他也通过家族的联络网跟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等各地的亲人重新建立起联系。

有位在马来西亚的表姑跟陈椰说起，她很怀念樟林的林檎。18 世纪中叶，这种热带水果由下南洋的华侨带回潮汕，然后落地生根，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。姑婆在很多地方都吃过林檎，但总觉得家乡的是最甜的。后来，陈椰去马来西亚探访亲戚，特意给亲人们带去了家乡的林檎。吃完之后，亲人们还把果籽种在了自家的院子里。一粒来自故乡樟林的种子，就这样在异域的土壤里生根发芽了。

修葺完成的祖宅里，林书盛的歌声直白、生猛又动人。而另一边的祠堂天井下，陈柏麒的观潮正在进行一场电影放映。天井右侧竖着一台电视屏，村民们在长条木凳上围坐一圈。左侧的快闪奶茶店照常营业，不间断地传来叫号声、收银声和说笑声，但观众却丝毫没被影响。放映的 5 部影片都以潮汕为核心，人们时而会心一笑，时而跟身边的朋友低语：诶，这条河我去过。哪，这跟我阿嬷一模一样。

陈柏麒倚靠在祠堂的廊柱上，神色松弛。他明确地感受到，曾经在他身上发生过的，也正在大家身上发生着。通过影像这一媒介，故乡的每一条河、每一座山、每一个人都将那份名为「家」的安定感传递给了更多的人。

晚上 6 点半，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，灯橱纷纷亮起。一些身穿暗红色刺绣马甲、头戴黑色礼帽的中年男人陆续走到路中间，提醒游客们往后退，火帝夜游营灯活动即将开始。

砰的一声，鞭炮声炸响整条街道，锣鼓乐声随之响起，游人便像潮水般向前涌动。有人爬上神坛前的木架上张望，有人趴在二层的窗户边观看，父亲将孩子高高举过头顶 …… 显然，每个人都不想错过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。当锣鼓队、英歌舞队、抬着火帝像的游神队伍依次走过，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—— 兴啊，顺啊，兴啊，顺啊。声音参差不齐，但每个人都会给出回应，不让任何一句口号落到地上。

一条小巷口，一位差不多七八十岁的老奶奶独自倚在木门边，眼巴巴地张望着，期待游神队伍经过她家。

兴啊 ——

顺啊 ——

兴兴兴，顺顺顺 ——

队伍经过，嘹亮的口号声迅速调节到整齐节奏，老奶奶挥舞着双手，跟着人群兴奋地呼喊。她微微仰头，咧开嘴笑着，暖黄色的灯光映在她的眼睛里，亮晶晶的，仿佛充满希望。